盧永雄 - 問題是積極不干預抑或政治掛帥?|巴士的點評

前憲制事務司施祖祥離世。我當年專責採訪憲制發展相關新聞,因而與施祖祥十分相熟。期間有兩個和他討論的場景,記憶猶新。

一個是在一間水盡鵝飛的倫敦高檔餐廳。當年,中英聯絡小組經常在倫敦或北京開會,我去倫敦採訪也去了十多次。有次我和施祖祥相約在倫敦一間非常高檔的餐廳吃飯,坐下才驚覺整個餐廳只有我們一枱客人。我不禁慨歎,這間餐廳只有這樣少的生意,還能堅持下來,真是一個經濟奇蹟。施祖祥當時就有感而發話,作為政府,一間要搞好經濟。

70年代,英國工黨上台,大搞國有化政策,觸發了大量的罷工,罷工新聞無日無之,英國經濟陷入低谷。直至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重推自由市場政策,將大量產業私有化,英國經濟開始漸有起色,但增長仍然緩慢。

我當時跟施祖祥說:「你是憲制事務司,主力設計香港政制,將會大搞選舉,但你認為為政者先要搞好經濟,似乎有點矛盾。」施祖祥對我的講法無直接回應,只是支吾以對。而我當時的領悟是香港在70至80年代聚焦發展經濟,經濟蒸蒸日上,而英國兩黨集中搞政治,內鬥連年虛耗光陰。

第二個場景是吃早餐時關於新加坡模式的爭拗。1996年,施祖祥離開了政府。我仍和他還有聯絡,有一次約他到山光道馬會會所六化郎餐廳吃早餐,談到新加坡和香港發展模式的差異。

施祖祥是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堅定信徒,對新加坡就政府主導發展政策不以為然。施祖祥認為由政府主導,很多時候官員決策會有失誤,例如新加坡聚焦發展電子產業,但這個行業大幅波動,新加坡的發展也不太成功,又例如新加坡在中國投資興建蘇州工業園,雖然投入了很多資源,但卻未見很大成效。他認為香港由私人企業自主投資的經濟體系,發展較佳。

我的看法和他的不同。以內地經濟為例,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在政府主導下,大力改革經濟,近20年卓有成效,經濟開始走上高速增長的道路。所以,不能過份推崇香港這個最經典的自由市場的不干預政策。

香港和新加坡這個「雙城故事」,以人均產值計,2003年是分水嶺,其後新加坡的人均產值開始超越香港。施祖祥當年批評新加坡由政府主導產業的政策,後來開花結果,相反香港在積極不干預政策,逐漸變成為地產主導,特別是創新產業發展興趣缺缺,窒礙了長線發展。

再加上香港回歸後,在政治上花的精力愈來愈多,2003年的確是一個分水嶺。新加坡的人均產值超過香港這件大事,香港媒體甚至連提都不提,可見香港人的興趣,已不在是經濟發展之上。

回憶起和施祖祥的這兩個場景的討論,或有不同的意見,但共識是一個地方若只搞政治不斷內耗,就很難有好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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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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