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永雄 - 確立認定煽動意圖的標準 | 巴士的點評
《立場新聞》案在法律上確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如何判斷煽動罪的犯罪意圖。煽動罪定罪要證實涉案者有發布煽動性的文章的犯罪行為，並有相關的犯罪意圖，這種犯罪意圖在程度上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最高要求為發布者須蓄意煽動；第二，發布者須對文章可以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知悉有關風險而不顧，不合理地犯險（即罔顧煽動後果）。第三，亦即最低要求，發布者至少須對文章內容具煽動意圖知情。
主審法官郭偉健曾在2022年的黎雯齡（Lai Man-ling）案即（羊村守衛者案）中裁決，發布煽動性刊物者須蓄意煽動，即上述的最高要求。
不過，在郭官判決黎雯齡案之後，出現上訴案新案例。上訴庭2024年在譚得志案（Tam Tak Chi）中清楚說明，「言詞很多時可以引發行動，而煽動性言詞可以導致煽動行為或活動，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安全。因此，在訂立罪行懲罰散播煽動性言詞的行為時，其目的是在於避免這種潛在的不良後果，這對維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因此郭官認為，煽動罪是針對罪行結果而訂立的罪名。
郭官亦都同意他早前在黎雯齡案的裁決，即發布者需要蓄意煽動方可罪成，不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因為即使發布者罔顧煽動後果，只要並非蓄意煽動，罪名便不成立，有違相關罪名的預防性質。
郭官認為，煽動罪是特定意圖的罪行，而特定意圖指發布者在發布煽動刊物時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明知犯險，他便需要承擔罪責。這準則既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亦同時可適當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
郭官是地院法官，在上訴庭有新的判決之後，跟從上訴庭的指引作出裁決，是合理的行為。郭官的裁決亦釐清了煽動罪毋須證明發布者蓄意煽動，只需要罔顧煽動後果即可。但這亦不是只是單單對文章知情就足夠入罪，還要證實發布者對文章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知悉風險而不顧。至於如何判定就要視乎實際的場景和發布者的行為。
無論如何，透過《立場新聞》案的判決，進一步確立了「煽動意圖」的法律要求。此法律要求亦不是一般新聞機構正常合理地採訪新聞，就很易踩界。以其中一篇被判定煽動的《立場新聞》博客文章為例，作者是流亡人士羅冠聰，文章標題是「在國安法下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反抗和思考」。郭官在判詞指文章抹黑《港區國安法》為打壓思想及言論自由的工具，文章提到「（港區國安法）更是讓與當權者合流的親建制人士擁有濫用法律的話語，在各個體制中去進行思想以及言論壓制」，屬顛倒是非黑白。文章更指導讀者低調以「非政治」組織聯絡、隱藏及蔓延開去，目的顯然是煽動香港市民做好準備隨時再行動，削弱中央管治以及擴闊對抗戰線。
試問媒體明知對方是一個流亡者，任由他單方面大量發布針對政府的言論，宣揚抗爭策略，媒體怎能說自己不知道有煽動的危險呢？說發布這文章「罔顧煽動後果」，傳媒也不難判斷吧？
可以說《立場新聞》案的判決，會令煽動罪更加清楚，讓傳媒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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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