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筆論語——樸素的成長：何紫之意義

　　（作者簡介）鄧小樺，作家，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字花》創刊編輯，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著有詩集及散文集數本。
　　因為機緣巧合，二月以來做了兩個展覽，都是關於香港的兒童文學之父何紫的。二月的《何止何紫——作家何紫專題展覽×講座×導賞》，在西環的餘樂里；三月末在香港文學生活館，再開《初識滋味——何紫藝文展》，展期至四月十七日（一）。我與何紫素不相識，純粹是讀者的熱情，覺得為這位作家做事很愉快。
　　西環餘樂里的展覽，多有中西區地緣元素，加上何紫世交及親友的分享，展示何紫在中西區的生活足迹——他以山邊公司為基地，作出版、編雜誌、兼及零售，又與住在周邊的作家如陳耀南、胡燕青等結緣，推動了香港文學的不少出版。而在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展覽，則着重何紫的文藝一面，展出更多優美的童詩插畫。兩次展覽，都多得何紫女兒何紫薇幫忙，借出文物展品，提供歷史資料，甚至幫忙導賞。
　　筆者也願在此說說個人的閱讀經驗。記得在小學三年級時，我是個在讀《紅樓夢》的早熟小孩：日常最感安適的地方是圖書館，但常嫌兒童圖書館裏的圖畫書不好看，總往成人圖書館探險。在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在學校課室裏的圖書櫃，發現了一本何紫的兒童小說，一翻之下覺得異常好看，我記得那時的感覺簡直是驚異，看到哭，戀戀不捨，幾乎想把書據為己有。後來再看何紫尋覓昔日滋味，確定那本那麼感動我的，應該是何紫第一本小說《40兒童小說集》。
　　我想那觸動是和成長的階段有關的。何紫的小說裏，人物的背景與階級十分多樣，有富孩子、艇戶的孩子、海員家庭、寄宿師生、去外國讀書的孩子，這種對於兒童認識世界有很大幫助。所謂啟蒙就是，黑暗無知中有了光，世界萬物慢慢地現形可見。讓孩子共鳴的校園及家庭設置，提供了線索，故事中慢慢揭露每個人的心境，讀完之後，我眼中看着學校裏本來穿着一模一樣校服的同學，可以想像他們背後有不同身分，每個人的性格好像清晰浮現起來，而像老師、校工、路邊攤小販等等本來好像無所謂的人，都好像有無窮的因緣可能。回想起來，這就是對世界的啟蒙。《紅樓夢》很高遠，而何紫小說則勝在近身，它們一同啟動着我對世界的不同想像。
　　何紫展覽在網上迴響很大，不少人說，第一次讀書流淚都是因為何紫。我想，何紫很懂得寫「委屈」。印象很深是一篇小說裏有一個個子特別高大、常被同學嘲笑、被邊緣化的女生，其實很安靜，沒有傷害任何人，但當課室裏出現失竊，全部人都懷疑是她做的，連本來應該主持公道的老師都懷疑她，並非常不當地叫出了她的花名「廁所妹」。原來女生的家人是做公廁的清潔工，因為職業和貧窮，受人白眼。真相很快大白，但女生的父親說，這樣的地方，絕對不能再呆下去，就算老師同學道歉，也要轉校。這小說寫出了屈辱，也還了屈辱者尊嚴，同情弱勢、反對標籤的立場十分清晰。如今再看，仍然十分震動。委屈，以及償還尊嚴，必須通過真相的確立來進行，啟蒙在此是高尚的。
　　何紫小說觸動人之處，還有他擅寫溝通，與溝通的阻隔。下午班的學生，在櫃桶裏發現了一本上午班學生的周記簿，讀到了不少其中的故事，留言約對方在校園相會，卻發現對方已經到外國讀書——認識了一個人，卻不能夠再認識下去，這遺憾的滋味，對小學生是新鮮的情感體驗。我以前就是下午班的學生，怎想到無聊的周記原來可以有這麼浪漫的故事，這大概也是一種情感的啟蒙。何紫常寫溝通的阻隔與距離，寫信，好朋友搬到新界，一本郵票簿也可引出遷置區的社會情狀。以溝通的阻隔去寫情感，可能和何紫的愛國情懷有關，當時還是中港存在區隔以及關愛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有距離，或者比較方便學習愛。
　　何紫筆下的小孩生命，大概不很符合現在「幸福」定義，常有坎坷，被誤解，物質也很貧乏。何紫本身生長於物質匱乏的戰後時期，曾是個被老師批作「性剛愎，好與人論短長」的頑童，但正因頑童才懂得自尋樂趣，故何紫在自傳《童年的我．少年的我》之中，強烈地希望表達物質匱乏時，孩童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玩耍與樂趣。這種對於樸素的執着，大概和何紫的左翼思想有關。他的小說中提到許多物品，均是把平凡之物細緻寫來，傳達「惜物」的思想之餘，也帶出情感與人際關係。
　　何紫筆下的小孩，多在坎坷中成長，這讓我們反思關於「兒童」的觀念。日本思想大師柄谷行人曾提出，在明治維新的現代化之前，「兒童」是「小大人」，習用一切大人的規條，也承繼他們的物質，到現代化之後，「兒童」才是與「大人」相對的另一不同概念。想想，我們小時候不是常穿大人以前的衣服？而到現在的後物質時代，童裝是高消費品，貴過不少成人衣物。這樣的狀況下，會出現「不能/願成長」的狀況，孩童在成長過程中，常會發現無力完成從「兒童」到「大人」的性質轉換，覺得自己還未長大。相反，以何紫式古典觀念來寫的小說，則似乎是催動着兒童自身成長、獨立、完善自己的欲望。
　　當兒童的成長已經有太多路線預設，太早的「資歷架構」，我們可否從樸素的昔日文學中，吸收一些思想，幫助孩子長成更圓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