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中的張愛玲──數碼時代下的現代文學史料探尋｜智凝都會
發佈時間：12:00 2024-12-10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版本和史料研究方面，過去由於地緣政治和歷史因素，使研究者難以全面搜尋史料和文本資料，以致出現很多難解的問題。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的考據和史料整理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本文將以張愛玲研究為例，探討史料研究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作用。
數據庫資料與張愛玲研究
隨着數碼人文研究的流行和數據庫的建立，如今我們可以利用《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中國近代報紙全文數據庫》（1850-1951）、《中國近代圖書全文數據庫》（1840-1949）等數據庫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學術研究。以張愛玲研究為例，過去在數碼人文研究方法尚未流行之時，我們對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出版情況和文化活動並不全面了解。近年來，由於數碼資料庫將大量過去難以獲取的報刊材料數碼化，並配備精準的搜索功能，我們現在能夠準確查找大多數文學史料，釐清很多以訛傳訛的訊息。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通過資料庫找到大量關於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文壇活動資訊，以及大量關於她的報道和評論。這些資料讓我們能夠更深入了解當時上海文化界的構成和運作，也讓我們更了解評論者和讀者對張愛玲作品的接受情況，對解釋後來張愛玲前往香港和美國的情況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又例如，我們通過數據庫的資料可以歸納到，張愛玲在抗戰勝利前後所面對的輿論和勢力關係網都截然不同，這些因素大大影響到她的創作風格和作品出版狀況。
再例如，我們通過整理數據庫的資料發現，當時絕大部分報道張愛玲消息的都是上海小報，當中不少是以短期而密集的方式出版，特別是抗戰勝利以後的爆發式出版，例如《海花》、《海濤》、《海光》、《海派》、《海星》、《海晶》等以「海」字為報刊名稱的小報，大部分都是於1945年創刊、1946年停刊，卻擁有不少讀者，以致主導了文學場域中的主流輿論。
數碼人文研究方法的應用
然而，在利用資料庫資料後，研究者是否能夠僅通過輸入幾個關鍵字就了解歷史全貌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以筆者處理上海時期報刊關於張愛玲的報道為例，我們從資料庫中只能看到零碎而散亂的資料片段。要清晰地了解整個文學場域對張愛玲的報道，或者要理解其中的規律和變化，比如某一時期的趨勢等，仍然需要研究者結合各種史料進行整理、鋪陳和分析。
過去，學術界對張愛玲在淪陷時期於上海文學場域中的創作情況了解並不全面，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上海文學場域對她的評價，以及與她後來創作的關係等問題，研究者大多只能依賴其他文人的回憶和評論作判斷。
借助數碼資料庫的協助，如今我們已經能夠全面了解上海的主要報刊以及大量的小報是如何主導輿論，甚至可以通過歸納整理各種資料，確切了解作家在不同年代的創作與這些報刊評論的關係，明確了解個別作家是如何受到文學場域各種勢力的影響。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數據庫的史料更可以讓我們比較上海、台灣和香港文學場域報道上的差異。
數碼人文研究方法，有助於克服過去現代文學研究在史料搜尋和整理方面的困難和限制。儘管數據庫提供了便利，但研究者仍須投入大量精力來梳理、編排和分析，才可將數碼世界中的機械化數據轉化為具有人文溫度和研究價值的有機資料。筆者過去曾研究上海、香港和台灣報刊如何「想像」和「形塑」張愛玲，這種史料研究可擴展為同類型作家、女性作家群、刊物研究、場域分析等研究；同時，一向被忽視的其他史料類型，包括廣告史料、讀者參與史料、詩歌文評等，都可納入數碼人文研究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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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梁慕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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