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史記》｜星島教室

更新時間：12:40 2024-03-18
發佈時間：12:40 2024-03-18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字子長，是西漢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治史理念被史學界奉為圭臬，亦被後世稱為「太史公」。司馬遷出身於官宦世家，一生遭遇幾番浮沉，而最終撰寫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更為後世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他的一生可謂傳奇。寫司馬遷的過程似乎離不開探討他的史學世界，而司馬遷更被後世史家稱為「中國史學之父」、「中國史學的奠基者」。

史遷傳奇一生

司馬遷生於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他的父親司馬談（？—公元前110年）曾任職太史令，負責記載史事及編修史書，他的家族堪稱史學世家。司馬遷曾分別跟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及孔安國（公元前156年—公元前74年）學習《春秋》和《尚書》。他20歲時在全國不同地區遊學，對各地名勝古蹟、歷史事件、社會風俗頗有研究，博學多才。後來司馬遷成為郎中，並隨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出巡西北方不同郡縣。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去世，其遺願是要司馬遷繼續負責撰寫史書的工作。後來他也不負所望擔任太史令，進行修史工作。但好景不常，於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他因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而得罪了漢武帝，被判處入獄及施以腐刑。他出獄後忍辱負重，發憤圖強，根據官府典籍、諸子百家的著作、《尚書》、《春秋》、《左傳》、《戰國策》等史書，以及自己考察所得的資料，成功編修著名的《史記》。他去世後，《史記》一直被保存於家中。直至他的外孫楊惲（？—公元前54年）把《史記》獻給漢宣帝（劉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74年—公元前48年在位），這部偉大的史書才正式公開。司馬遷一生經歷高低起伏，堪稱為傳奇。

《史記》與春秋筆法

司馬遷善於使用春秋筆法表達自己的觀點。「春秋筆法」又稱「春秋書法」或「微言大義」，指行文中以委婉方式，如細節描寫或史料與詞彙的選取，間接表達對事件和人物的觀點。例如《史記》〈本紀〉是帝王傳記，專門記載君主的史事；〈世家〉則記載諸侯之事。然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將項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及呂后（？—公元前180年）列為〈本紀〉，項羽未曾統一全國，理應最多被視為諸侯，只配列入〈世家〉，但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把他提升至與漢朝皇帝同等地位。而史遷亦處處透露出對項羽的尊崇及惋惜，在《史記》〈項羽本紀〉中以「太史公曰」指出項羽應為自己的失敗負責，但同時又評價他「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意思是雖然霸王的地位未能維持到底，但像他這樣的人物近古以來未曾有過，言詞間透露出敬意。

司馬遷亦用寓論斷於敘事的寫史手法。顧炎武（公元1613年—公元1682年）論《史記》謂：「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史記》〈平準書〉末載卜式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等，史遷透過春秋筆法委婉含蓄，婉轉曲折地表達個人史觀。

此外，史遷自言要繼承《春秋》，除了續寫春秋以後的史事外，主要是要繼承其「筆法」。在〈太史公自序〉言：「夫《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故此他行文不加隱諱，不避權貴，加以直筆批評，在〈酷吏列傳〉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極力抨擊酷吏的不是。

史識與史「通」

司馬遷編修《史記》不但為了記載歷史，更為了探討皇朝興衰的原因，具有幫助統治者管治國家的實際價值。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明言編修此書的目的是「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在他寫給任少卿（？—公元前91年）的信〈報任少卿書〉中更表達了自己撰寫《史記》的理想。

同時，《史記》正正教曉我們世人如何去看待歷史，史遷編修《史記》時，同樣面對需要記載橫跨幾乎3000年歷史的大難題，但司馬遷最終克服困難，用了「一百三十篇」來帶出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這正正運用他的識見，判斷甚麼該寫進來，甚麼該排除於外，這就是所謂的「史識」。同樣地，我們讀史時，不該被眼前一堆歷史資料所嚇怕，因為歷史的真諦不是講求是否記得那個事實，而是要明白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即所謂的讀「通」歷史。按司馬遷的態度，歷史不是割裂式的，反而是關連性的。所以同學讀歷史時，不妨對不同課題多作比較，多反思為何這些歷史人物會這樣做、不同做法會有甚麼不同影響等，而不是單純背誦歷史人物所做過的事。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史遷終究的史學理想。在「究天人之際」方面，《史記》中提到「天」或「命」在歷史發展的作用，即是與個人努力無關的部分；而「人」就是指一個人如何思考、選擇、作為，到最後如何承擔，如評價項羽敗亡是「天意」，卻又說項羽「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透露史遷重視天人之間關係演變的同時，亦探求出歷史發展變化的層面與因由，最終達成「一家之言」，擴大歷史學的範疇與重要性。

古為今用學以致「用」

現今社會要擴大歷史的功用，除了我們熟知的「鑑古知今」以外，古人成敗得失的經驗對於現今人際關係學及管理學確有啟廸與借鑑之處。另外，要增加社會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應從增加其應用性着手。在21世紀，歷史的功用已更多元化，能廣泛被應用於不同產業，例如教育、古玩、考古與文物保育、博物館、文化旅遊、藝術創作、影視流行曲和數碼媒體等行業。如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1613年—1682年）、黃宗羲（1610年—1695年）、王夫之（1619年—1692年）等提出「經世致用」的思想，學問必須有益於世道。史學界及文化界應思考如何增加中國歷史的應用性，讓學生能將在中國歷史科所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到工作之中，才可長遠引起社會及更多學生對中國歷史科的興趣。

司馬遷被後世史學家所景仰，他首創的紀傳體撰史方法、春秋直筆等史學方法，更為後代史家所傳承。我們不但要學習其格式，更重要的是學習其背後「『通』古今之變」的「史識」，將歷史「古為今用，學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