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利 - 商業思維 | 巨B講投資
公營機構與私營企業在本質上存在着基因層面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組織存續的底層邏輯。私營企業如同精密運轉的瑞士機械錶，其齒輪咬合處處指向「利潤極大化」的終極目標；而公營機構則更像博物館的恆溫系統，首要任務在維持社會基礎服務的穩定性。這種目標設定差異，直接形塑出兩套截然不同的績效管理體系。
在私營部門的叢林法則中，市場競爭壓力已將績效指標轉化為具象的生存紅線。從華爾街投行到科技新創，普遍存在「季度績效連動薪酬」的剛性機制——高盛集團交易員年終獎金可達底薪300%，但連續兩季未達標即面臨職涯終結風險。這種「高報酬高風險」的激勵結構，猶如生物學的達爾文進化論，迫使企業在效率與創新層面不斷突破物理極限。
反觀公營機構的運作邏輯，本質是將市場失靈領域納入公共治理範疇。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的醫護人員薪資結構便具代表性：年度調薪幅度與患者滿意度掛鈎，但最低保障薪資條款確保基礎服務不中斷。這種設計雖保障社會安全網，卻也衍生出「績效指標軟性化」的結構困境。牛津大學研究顯示，公營部門員工生產力平均較私企低17%，關鍵正在於缺乏市場化淘汰機制。
當效率落差形成系統性缺口，公私協作模式（PPP）便成為解方。倫敦橫貫鐵路（Crossrail）工程即展現PPP的辯證價值：政府提供土地徵收與法規支持，由柏克德（Bechtel）等私企負責工程管理，最終將原定17年的工期壓縮至9年，每公里建造成本降低23%。這種「公共目標嫁接市場效率」的設計，在東亞城市更發展出進階版本——新加坡保障性住房項目要求私營開發商競標時，必須同時承諾社區設施營運指標，將利潤追求與社會效益進行分子級綁定。
然而PPP並非萬能解藥，其本質是場精密的政治經濟平衡術。雪梨機場快線的失敗案例警示：當私營夥伴過度側重短期回報，可能扭曲公共建設的長期價值。這要求政府必須建立「動態契約管理」能力，香港西九文化區便導入「浮動收益率」條款，私企超額利潤的40%將自動轉為文化發展基金，完美演繹「資本效率與公共福祉」的正和博弈。
在數碼轉型浪潮下，新形態PPP模式正突破物理邊界。愛沙尼亞的X-Road數據交換平台，由國家提供立法框架，私企負責開發維護，創造出政府每年節省4.2億歐羅行政成本的共生模式。這種「數位公域」的建構，預示着未來公共服務將走向「算法監管下的市場競合」新紀元。
公部門與市場機制的關係，本質是場永續進行的制度實驗。當英國將監獄管理外包引發人權爭議，當台灣高鐵BOT案歷經三次財務重整，這些案例都在反覆驗證：真正優質的PPP設計，必須在契約條款中鑲嵌「社會價值優先」的基因序列。惟有如此，才能讓市場效率的火炬，時而勢逆，除了擁抱新的技術之外，管理者在思考上需要有擁抱新的概念才可以逆流而上，因此公務員的薪酬理應和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掛鈎，才能夠讓市民感到齊上齊落的精神。
Collis Capital合夥創始人
劉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