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燈火闌珊》與社會變遷
（《燈火闌珊》宣傳圖片，圖片來源於網絡）
最近，張艾嘉、任達華、蔡思韵、周漢寧主演的《燈火闌珊》再度上演，講述任霓虹燈製作師傅的任達華一家的事，從中也折射出香港的社會變遷。
「有招牌，就有生意。」作為霓虹燈師傅的任達華如是說。2003年沙士，任達華承接多項霓虹燈工程，但堅持不收取費用，以協助當時拮据的客戶渡過難關。他因此被太太張艾嘉多番埋怨，直至多年後任達華離世，張艾嘉拜訪老客戶的女兒時收到一張大支票，令她深有感觸。
這就是香港 - 或至少，當年的香港。雖然是一個商業城市，我們講求白字黑字的合約，但也有這種不需要講合約，守望相助的互信關係。今天我幫了別人，不求回報；而受惠者也記在心中，待有能力時回饋恩人。這令筆者想起一次打的回家時，與的士司機的對話。那位大叔約五六十歲，很快就到了地點等待，並用布擦拭本已很乾淨的車身。我稱讚他的專業時他提到，做服務的要專業，當然要盡快到達地方接客；但也有時盡快趕到時客戶已乘別的的士離開了。有次他跟打車的客戶通話，客戶振振有詞：「我是消費者，我有選擇權。」什麼時候，我們的社會變得唯利是圖？
另外一個變遷就是僱傭關係。周漢寧的角色是90年代末出生的年青人，讀書不佳被人看不起，任達華是唯一一個說他是有天分的人，所以就拜任達華為師做霓虹燈。雖然任達華去世多年，但仍守著任達華的工廠艱苦經營。而作為師傅的任達華，亦對徒弟傾囊相授，最終周漢寧可以完成師傅的遺願，與張艾嘉等合力為客戶製作高難度的「妙麗中心」招牌。曾經的師徒制度，如今不復存在了。在馮智翔1997年寫的《唱衰香港人》中有這麼一段描述：「香港整個工藝學習的氣氛，已進入商業化、制度化及考核化，表面上，這種策略會提高學員的水平，但沒有師承一家，師父變了導師，學徒變了學員，如此改變，最大的影響，就是學習者不用跟隨師父過著艱辛的學徒生活，從中領略技術背後的精神，使學習與生活連成一體，並令其深化為自我的創造，以成一家之藝，人們現時只需付出金錢，便可入讀課程，沒有經過真正結合生活的技術考驗，只是紙上談兵，故不會深刻，就算真的學會一兩種技術，因得來容易，亦不會重視。」這也值得我們反思。
最後，就是安全管理與文化傳承的平衡。香港地小人多，且有颱風，公共部門顧及市民安全，大幅拆除霓虹招牌，有其道理。但霓虹燈也是香港一種文化遺產，甚至亦響譽國外。「九龍皇帝」的墨寶，你可以說是破壞公物，但當年政府也出面保存了；霓虹燈比「九龍皇帝」的作品更能代表香港，文化傳承也是公共部門的責任，我們是否可以在兩者之間做出一種平衡？
周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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