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刑期分級制終極上訴 終審法院一致駁回呂世瑜上訴
發佈時間：09:33 2023-08-22
首宗針對《香港國安法》刑期分級制的終極上訴案，26歲理大男生呂世瑜去年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他原被判監3年8個月，但因被裁定為「情節嚴重」，按例須判囚最少5年，令呂未能獲得全數三分一認罪減刑，改判囚5年。呂質疑「情節嚴重」案件不能因被告認罪或求情而減刑至監禁5年以下，是對被告構成不公。終審法院考慮近兩周後，今（22日）早上10時宣判裁決，終審法院一致駁回呂世瑜上訴。
終審法院裁定《國安法》第33條所指明的3項減刑情形（自動放棄犯罪 、自動投案 、提供重要破案線索或揭發他人罪行）已是「盡列無遺」，除非此3項減刑情形適用，否則《國安法》第21條訂明「情節嚴重的案件，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罰則，屬強制性規定。
終審法院指法庭在量刑過程中必然會運用司法酌情權，從宏觀角度考慮案件整體情況，量刑原則包括阻嚇、懲罰、防範及更生。而《香港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銜接兼容，終院認為銜接原則並沒有規定國安法案件量刑時，必須忽略或排除任何特定量刑原則及加刑減刑因素。
《香港國安法》第21條根據案件情節的嚴重性，制定兩級制量刑框架，容許法庭在訂明框架內行使量刑酌情權，評估案件情節的嚴重性，決定在較高或較低的量刑級別來判刑，再應用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則，去考慮在適用刑罰幅度內判處何等程度的刑罰。終院認為《香港國安法》第21條指：「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明顯地以强制性的措辭，訂明刑罰性質及刑期，規定在指定幅度內判刑，裁定《國安法》內訂明的判刑幅度下限必然是強制性，並非只標示在情節嚴重案件中，判監的量刑起點幅度，不同意被告適時認罪後可判處低於5年下限的刑期。
《香港國安法》第33條指明如被告自動放棄犯罪 、自動投案 、提供重要破案線索或揭發他人罪行，可以從輕處罰、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終院指此3種減刑情形作為誘因，鼓勵犯罪人放棄犯罪並協助當局維護國家安全和執行法律，法庭須初步釐定案件量刑後才考慮三種減刑情形可否應用在案中。
上訴方認為法庭應以認罪為由，給予他全數三分之一刑期扣減，判處低於《國安法》訂明的5年下限的刑期。終院駁回上訴方說法，認為與《國安法》第33條的明確目的無關之減刑因素不可被依賴以作出寛大減刑。而法官把被告定罪後考慮量刑，需裁定被告是「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或「積極參加的」或「其他參加的」，再裁定案件屬「情節嚴重」或「情節較輕」。
若法庭已裁定案件屬「情節嚴重」，可應用香港的量刑法律和原則，決定量刑起點，考慮加刑及減刑因素，酌情在適用刑罰幅度內釐定處罰幅度，才再考慮《國安法》第33條是否適用。如《國安法》第33條適用則可寬大處理其處罰，考慮應作出何等程度的從輕處理（在適用處罰級別之內判處比較輕的處罰）或減輕處理（將處罰從適用較高處罰級別減輕至較低級別），例如考慮被告向當局提供的協助有多大效用、舉報人是否願意出庭指證他人、自願投案的背景和動機、被告自願投案多大程度上顯示真誠悔意等因素後，才判處最終刑罰。
終院指出上訴庭在詮釋《國安法》第21及33條時，正確地考慮《國安法》的立法過程及訂明目的等，但卻收窄適用於《國安法》罪行的量刑原則和考慮因素，只考慮了「阻嚇、懲罰、譴責及無力犯事」，忽略了「更生」的量刑原則。終院認為不應忽略考慮「更生」，如在「情節較輕」的案件中被告年幼無知 或因受人擺佈而犯案，法庭可考慮判處非監禁式的刑罰，以助被告更生及保障社會，避免將被告變為強硬的反社會份子。
另外，上訴庭指《國安法》案件中有效的求情因素必須無損「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國安法》罪行」之首要目的，「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但終院難以理解為何上訴庭會達致此等結論，認為求情因素與其他因素作權衡考慮時不應被視為損害「首要目的」。終院又指上訴庭認為「有關求情的本地判刑法律，必須無損刑罰學考慮的效力，方能適用」，但終院表明法庭不應把任何潛在相關的量刑原則排除在考慮之外。
上訴人呂世瑜一方希望終審法院釐清《國安法》第21條中關於罪行屬情節嚴重者的判刑條文，即「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該如何恰當詮釋，特別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國安法》第33條所指明的3項減刑條件（自動放棄犯罪 、自動投案 、提供重要破案線索或揭發他人罪行）是否已「盡列無遺」，法庭可否基於其他求情理由而減刑至5年以下。
本案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和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審理。呂世瑜至今還押和服刑近3年，原定明年1月刑滿出獄，如終極上訴得直，相信可即時獲釋，若敗訴則需繼續服刑。
法庭記者：劉曉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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